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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固化燃料是可再生能源领域重要的细分品类，依托农林废弃物加工转化实现能源替代，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国内产业布局逐步完善，产业链各环节主体参与度不断提升。
我国是农业大国，每年产生大量农林废弃物，为生物质固化燃料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基础。2024年国内每年农林废弃物产量约43亿吨，其中可收集利用量达到33亿吨，资源禀赋支撑产业规模持续扩张。
我国对农林生物质资源的统计起步较早，1996年已有学术研究对不同品类生物质资源量进行拆分，不同品类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影响后续生物质固化燃料的产品结构，木质类原料占比偏低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国内生物质颗粒的原料成本。
| 品类 | 1996年资源量(亿吨) |
|---|---|
| 主要农作物秸秆 | 7.05 |
| 薪材及林业加工剩余物 | 1.58 |
| 农业加工残余物 | 0.84 |
合计总量约9.47亿吨，和2024年的43亿吨总产对比，可见二十余年间我国农业林业产出规模大幅提升，可利用生物质原料存量增长明显，为产业扩张提供了基础支撑。
原料分散化分布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痛点，农林废弃物多分布在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收集半径普遍超过50公里，运输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较高。国内现有收储体系尚未成熟，中小农户参与度偏低，进一步放大了原料供给的不确定性。
从全球产业层面观察，从原料收集到预处理的全过程成本占生物质固化燃料总成本比例往往超过50%，原料成本是影响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变量。
不同区域的成本结构差异较大，原料丰富的主产区成本占比可低至35%左右，而原料缺口较大的东部沿海地区，成本占比可超过60%，区域间成本差异直接影响产业布局的流向。
近年国内煤炭价格波动对生物质固化燃料的竞争力影响较大，当煤炭价格处于高位时，生物质燃料的替代优势明显，下游需求快速释放；当煤炭价格下行，成本压力直接传导至生产企业，部分中小企业会出现停产减产，行业整体盈利水平波动较大。
原料收储环节的规模化程度不足，也推高了单位收储成本，部分企业尝试建立订单式农业收储，提前锁定原料供应量和价格，但受制于土地流转和农户合作意愿，推广规模仍有限，这一痛点仍有待行业探索新的解决模式。
2024年中国生物质成型燃料产量达到2200万吨，产业规模逐步扩大。产品结构以木质颗粒、秸秆颗粒、压块为主，其中木质颗粒主要用于出口，满足欧盟等海外市场的需求，秸秆颗粒和压块主要满足国内工业锅炉、民用供暖以及发电供热的需求。
近年行业技术迭代加快，部分企业推出高值化改性产品，如龙基能源研发的微米化生物碳基材料，密度达到传统木质颗粒的1.5倍，单位运输成本下降50%，产品竞争力提升明显，为行业技术升级提供了新方向。
产能区域分布集中于原料主产区，东北、河南、山东等农业大省占据国内六成以上的加工产能，就近加工消化原料，减少了长途运输带来的成本上升。华东、华南等需求大省产能供给不足，需要从北方调运产品，进一步推高了终端售价，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需求的释放。
2024年中国生物质颗粒产量占全球的27%，居于全球首位，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质颗粒生产国和出口国。
全球生物质能源替代进程中，北欧国家起步较早，瑞典作为先行者，其能源结构变化清晰反映了生物质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趋势，数据均来自瑞典国家能源局的官方统计。
| 年份 | 生物能源占总能源比例(%) | 矿物能源占总能源比例(%) |
|---|---|---|
| 1970 | 9 | 80 |
| 1998 | 15 | 33 |
二十八年时间，瑞典生物能源占比提升6个百分点，矿物能源占比下降近47个百分点，化石能源替代效应十分显著，这背后离不开政策的持续推动，也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参考的发展路径。
回到全球整体数据，199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薪炭材消耗占木材总产量的50%，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高达83.4%，说明发展中国家长期依赖生物质能源作为初级能源消费，但多为直接散烧，利用效率偏低，污染物排放问题突出。
生物质固化成型技术推广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明显，家庭式燃烧生物颗粒燃料锅炉热效率可达80%，大型节能高效锅炉燃烧热效率可高达90%以上，节能减排效益显著，这也是行业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
传统应用领域是生物质固化燃料的核心需求场景，国内“煤改生物质”政策推动下，工业锅炉燃煤改造需求持续增长，北方地区清洁供暖工程也拉动了民用生物质颗粒的需求增长。环保政策对散煤燃烧的管控不断收紧，进一步打开了生物质燃料的替代空间。
但受制于成本和配套基础设施，目前替代率仍偏低，北方农村地区民用生物质供暖的普及率不足20%，主要障碍是终端用户对成本的敏感度较高，生物质颗粒售价虽低于清洁散煤，但配套锅炉改造成本偏高，初期投入让很多农户望而却步。
工业锅炉领域，生物质燃料的热值稳定度不如煤炭，对锅炉改造技术要求更高，部分改造后的锅炉热效率达不到设计标准，运行稳定性不足，也影响了用户的使用意愿，后续行业仍需要在燃烧设备技术升级方面加大投入，提升产品适配性。
生物质发电是我国生物质能源利用的重要方式，生物质固化燃料作为发电原料，有效保障了发电环节的稳定性，相比直燃农林废弃物，成型燃料热值更高，燃烧更稳定，发电效率也更高。
国内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持续增长，对成型燃料的需求也逐年提升，但目前发电企业普遍面临成本压力，上网电价补贴退坡后，部分发电企业盈利空间收窄，对原料价格的敏感度提升，进而压缩了成型燃料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部分发电企业直接配套建设自有原料加工产能，产业链一体化布局趋势明显，这也加剧了中游加工环节的竞争，中小加工企业生存空间进一步收窄，行业整合趋势逐步显现。
生物质固化燃料进一步加工可以转化为生物质基绿色液体燃料，也就是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由生物质转化而来的低碳航空燃料），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出台了强制掺混政策推动产业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节奏和目标差异较大。
| 区域/国家 | 生效时间 | 掺混目标 |
|---|---|---|
| 欧盟 | 2030 | 6% |
| 欧盟 | 2050 | 70% |
| 新加坡 | 2026 | 1% |
| 新加坡 | 2030 | 3%-5% |
| 韩国 | 2027 | 1% |
| 日本 | 2030 | 10% |
整体来看，政策目标随时间推移逐步提标，反映了全球脱碳的整体趋势，不过当前SAF产能规模远不能满足政策要求，供给缺口巨大。
2024年数据显示，全球SAF生产成本为每吨1800~2600美元，同期传统航空煤油价格仅为每吨700~900美元，成本差距是当前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国际民航组织CORSIA计划2027年进入强制履约阶段，行业预计2030年全球航空、航运绿色燃料需求将达3400万吨，而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统计，2026年全球SAF产量仅240万吨，占航空燃料总用量的0.8%，供需缺口十分明显。
国内层面，国家能源局2026年启动首批9个绿色液体燃料产业化试点，国内产业布局开始起步，生物乙醇领域以中粮集团、中石化为代表的国有能源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市场份额超过60%。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生物燃料需求为1800亿升，行业机构预测2028年达到2000亿升，2035年有望突破3000亿升，长期增长空间明确。
除了传统燃料和绿色液体燃料，生物质固化燃料还可以进一步加工制备高值化衍生产品，绿色甲醇就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方向之一。
2025年中国甲醇产量约1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六成以上，是全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国和消费国。
截至2025年5月，据GENA Solutions统计，全球共有282个规划在建绿色甲醇项目，对应2031年潜在产能6160万吨，可见产业资本对该领域的布局热情较高。
国际海事组织（IMO）明确2030年全球航运碳排放较2008年至少降20%、力争降30%，2040年减排底线提至70%，航运业脱碳需求将拉动绿色甲醇需求快速增长，而生物质基绿色甲醇是当前主流技术路线之一，国内龙头能源企业已经开始布局相关项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进速度加快。
不过当前绿色甲醇生产成本仍高于传统甲醇，大规模推广仍依赖政策补贴和碳交易市场的价格支撑，产业化规模效应尚未形成，实际市场需求释放仍有待观察，不排除技术路线迭代带来的竞争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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